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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杰三
添加时间:2015-01-30  
平杰三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卓越的统一战线工作者。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家乡井店发动和领导农民斗争,并一度被派到国民党濮阳县党部搞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开始从事统战工作。历任中共濮(阳)内(黄)滑(县)中心县委书记,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副秘书长、秘书长、统战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顾问、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还曾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会三、四、五届常委、四届秘书长,中共“八大”、“十二大”代表。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历程中,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团结统一和争取与团结广大同盟军,作出了重大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善于团结社会各阶层人士,尤其注意同爱国民主人士交朋友,处处表现出平等待人、实事求是的作风,在上层爱国民主人士中有较高的声望。
平杰三,原名平俊义,字杰三,化名张漫萍。1906年出生于河南省内黄县井店镇(原为直隶省濮阳县)。幼年靠父亲经商读书,他勤奋好学,聪颖敏锐,读高等小学时每次考试均获第一。1923年,平杰三考入大名河北省立第七师范。这是一所提倡教育改革的新型学校,校长谢台岑高举“五四运动”树立的“科学”、“民主”旗帜,实施“以作为学”的教育方针,把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使学生通过实践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懂得革命道理。在这所学校里,平杰三阅读了《新青年》、《语丝》和《独秀文存》等大量进步书刊,开始接受新思想,并积极投身学生爱国运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积极参加“沪案后援会”,集会宣传,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开展募捐等活动。1926年暑假,他根据中共北方区委的决定,和同学李素若、王正等人一起加入了左派国民党。这时,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平杰三响应学校的号召,回到家乡组织农民,迎接北伐军,搞国民革命。1927年,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共产党员赵纪彬、李大山、刘大风等人,相继来到井店一带,发展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平杰三由左派国民党转为共产党员,并担任了井店党支部书记。
当时,井店土豪劣绅的反动统治很残酷,镇长陈清池豢养的反动武装——民团局,经常派捐派税。镇公所的办公费,民团局的兵饷等均按地亩摊派。穷人拿捐税,不当权的地主也得拿捐税,开杂货铺、粮行、钱庄、药店的商人都要拿捐税。若交不起,民团就把人捆起来吊打、罚款。因此,广大农民、商人和不当权的地主,纷纷要求联合起来,反对贪官污吏,反对苛捐杂税。平杰三联系大家的切身利益,组织党员学习刘大风从武汉农讲所带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海陆丰农民运动》等党内文件,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在井店成立了农民协会和商民协会,进行抗捐抗税、反对土豪劣绅和民团的斗争。他们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镇长陈清池,清查了镇公所和民团局的账目,查出陈清池的许多贪污事实和制造的假账。然后召开群众大会,罢免了陈的镇长职务。接着,成立了井店市,产生了新政权,平杰三被选为市长。这次斗争,虽然没有提出统一战线的口号,但实际上已经结成以中共党组织为核心、联合农民、商人和不当权的地主等各阶层人士的统一战线,这是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1928年,平杰三接受中共濮阳县委的指示,和李素若、李步庭(均为共产党员)等人,共同筹备建立了国民党濮阳县党部。平任县党部监察委员、县民团、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兼党义训练班教育长。在县党部秘密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培训出一批革命骨干;同时对濮、内、滑一带的农民革命斗争给予了许多支持和掩护。1929年2月15日,中共濮阳县委在温邢固村召开农协大会,遭到地主武装的冲击和镇压,县委负责人赵纪彬、刘汉生、王卓如、李大山等被捕。平杰三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采取公开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方法,利用各种关系营救。他肯定了农民协会集会的合法性,同时以地主武装镇压农民协会、开枪打死农协会员为罪证,逮捕了杀人凶手、化村民团中队长杜金生,扣押了土豪劣绅蔡鸿宾、刘润之、温正纲等人。
1930年冬,平杰三被党组织派往北平市,先后在南郊、长辛店等地作党组织的恢复工作。1931年底,在北平市委和河北省委负责人开会时,因叛徒告密被捕。1933年末出狱后,到清丰县师范学校任教育长,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
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杰三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奔走于濮阳、大名、内黄、南乐等地,号召人民组织起来,就地抗战。他与晁哲甫等人一起,在清丰县发动知识界酝酿筹建“冀南文化界救国会”,但因遭到国民党大名专员马润昌和濮阳专员丁树本的反对而中途流产。接着,刘大风受上级党组织的指派回到南乐、清丰一带,建立了临时直南特委。平杰三根据临时直南特委的指示,又利用了张荫梧的合法名义,发动和组织了“冀南抗日救国十人团”。该团很快发展到各县,总团长平杰三,组织委员安法乾,宣传委员冯叶莘,成员多数是共产党员,还有青年学生和中、小学教员。同年9月,王从吾、刘汉生、赵纪彬、林镇三等人先后到了清丰。他们对就地坚持抗战还是过黄河南下,展开了一场讨论。有些高级知识分子过黄河南下了;平杰三等人留下,公开打出“冀南抗日救国十人团”的旗号,团结了一大批爱国青年,坚持就地抗战。10月,平杰三回到井店,恢复濮、内、滑中心县委,任中心县委书记。他亲自主持召开党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部署党组织的恢复和新党员的发展工作。在井店周围迅速恢复了10余个党支部,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并建立了抗日战地动员委员会和抗日自卫队等群众组织,使井店一带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37年11月初,直南特委派平杰三到濮阳,负责与丁树本建立统战关系,争取他共同抗日。丁树本原是冯玉祥的部下,比较开明,虽然他在濮阳有较大的势力,但实际上兵力并不多。他不愿意过黄河南下,留下来又怕顶不住日军的进攻。当他踌躇不定时,平只身到了濮阳,说服和争取他守土抗战。由于平杰三作了大量的工作,丁不但接受了共同抗日的主张,还给了一个“河北省濮阳专区民军第八大队”的番号,让平回井店一带组建抗日武装。平杰三回到井店,联合开明绅士,改造旧民团,收集民间枪支,迅速建立起一个中队;后来又在化村、千口等村建立了两个中队,共三个中队,近400余人枪,平任大队长。这支部队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活动在井店一带,维持社会秩序、打击汉奸土匪,发挥了很大作用。
1938年初,日军已推进到安阳以南宝莲寺,濮阳、清丰、南乐等县相继失陷,国民党县政府随之垮台。地方民团已是群龙无首,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别动队。当时,对这一带威胁最大的是土匪出身的豫北剿共司令杨法秋。为此,特委决定派平杰三和张增敬二人,把杨法秋请到井店,争取他与八路军联合抗日。经过艰苦的说服工作,终于争取和团结了杨法秋,并通过他的关系,又争取了井店一带的绿林武装刘杰三。从此,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沙区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后来,八大队和刘杰三的部队被编入直南特委领导下的河北抗日民军四支队,战斗在濮阳、濮县、清丰、南乐、滑县、内黄等广大地区,为创建和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1938年4月,平杰三再次被派到丁树本部,任政治部民运科长兼专区民训处长。此期间,他协助政治部主任罗士高、副主任晁哲甫(均为共产党员),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说服丁树本实行民主,走向进步。将八路军的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在丁部逐步实行和建立起来,并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战建国政策贯穿到丁实行的“三大主张”中去;还翻印了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等,发到部队基层,对丁部影响很大。与此同时,平杰三还主持举办了三期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共培训200余名军政干部。他亲自讲课,对丁部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运动、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争的教育。而且,还在训练班里秘密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骨干。平杰三在丁部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期间,是共产党、八路军与丁树本合作关系最好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丁部屡打胜仗,连续收复了濮阳、东明、长垣、滑县和内黄等县,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
1938年10月,平杰三离开丁部,先后到冀南行政区参议会、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华北行政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等领导机关工作。
1950年3月,平杰三在担任华北局统战部长期间,参加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当时正处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内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在这次会议上,他围绕李维汉所作的关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以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为指导,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对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新任务、方针政策和具体工作方法等,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建议。1954年,他从华北局调中共中央统战部任常务副部长,主管统战部常务和干部工作,主持部务会议及各司、局的工作,并分管统战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以及党派和政协等方面的工作。几十年来,他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勤勤恳恳,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协助李维汉、徐冰、乌兰夫、杨静仁等部长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工作中,他注重调查研究,具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每当统一战线发展的关键时刻,他总是到下面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协助中央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如1956年初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协助李维汉部长提出了统战工作以教育为主的“七年方针”;1959年到1961年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提出了“神仙会”的方法,在非共产党人士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调整共产党同非共产党人士的关系,调动爱国民主人士的积极性;1961年协助李维汉部长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任务》的书面意见;在民族工作上也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性的意见。而且,他还建议和协助李维汉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统一战线性质和民主党派性质变化的论断、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变化的论断、关于民族关系变化的论断,等等。这些建议和正确论断,不仅具有独创性,而且在统战工作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时,平杰三还善于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他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区别“三小”的建议,使全国近50万小商小贩和手工业者恢复为劳动者。1962年以来,平杰三主抓“改右”工作,先后主持召开了两次全国“改右”工作会议。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他曾提出摘帽从宽、生活照顾、错划平反的正确建议。但由于当时中央执行越来越“左”的政策,这个正确建议未被采纳,他也受到了批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又协助李维汉部长重新提出对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复查和平反改正的建议,受到中央的重视和采纳,使这个发生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得到实事求是的改正和妥善处理,为党赢得了民心,挽回了声誉,为“四化”建设调动了积极性。
平杰三有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曾参与筹备和安排历届全国政协会议。他善于团结国内外和共产党内外的各方面人士,尤其同上层人士有较多联系。他曾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负责对李宗仁、傅作义、高树勋等人的联系,对他们作了许多具体而细致的工作。他曾率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党政领导干部休假团、全国政协代表团、全国政协学委会代表团等,出访朝鲜、苏联、美国、港澳等国家和地区,看望老朋友,广交新朋友。在外国朋友和侨胞中留下深刻而良好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中,平杰三受到迫害,被“监护”七年,流放三年。粉碎“四人帮”后回到北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选为中纪委委员,1979年恢复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职务,1982年任中央统战部顾问、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虽然年事已高,但仍坚持上班,参加统战部部务会议;仍然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仍然坚持下基层调查研究。他有坚强的党性,一切从党的利益出发,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一身廉洁,公私分明,从不搞特殊化,从不为个人谋私利;他作风民主,平等待人,体察下情,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为家乡的“四化”建设尽心尽力,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同时也赢得国内外和共产党内外许多朋友的尊敬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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