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安阳革命故事百篇
教育界的抗日宣传活动
添加日期:2020-10-28  点击次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很快鲸吞我东北三省,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魔爪继续向我华北伸来。对日军的侵华罪行,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广泛的反日爱国高潮。与此相反,蒋介石却叫嚷“攘外必先安内”,集中兵力加紧“围剿”苏区红军,同时在全国各地残酷镇压抗日爱国运动,压制抗日舆论。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几经破坏的安阳共产党组织,在人民渴望抗日救国的时候,又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
  1932年秋,在宁夏入党的何飞生(安阳城人,后名何高民)与刘梅村(后叛变)回到安阳,刘梅村在简师附小(今西大街小学)当教员,何飞生应聘到县立一完小(今鼓楼东街小学)当了训育主任,1933年春又兼任《民声日报》副刊编辑主任。那时,他们虽然还没有和河南党组织接上关系,但以各自的职业为掩护,在文化教育界秘密进行着活动。他们在广泛的交往中,了解和接触思想进步的教师,组织“读书会”,介绍阅读进步书刊,探讨国内国际形势,抒发抗日救国的见解。1933年下半年,他们和思想进步的简师教员何幼琦(何高民胞弟)、女师附小的田坤元(田静斋)和督学孙鸿谋等人,秘密组织了“安阳反帝大同盟”。这些会员、盟员在与教师接触中和给学生讲课时,经常发表反对内战、抗日救国的见解,有的教员给学生上“党义”(国民党教育当局规定的讲国民党党义的课程)课时,干脆抛开课本,大讲日军侵华的种种暴行,指出中国人要爱国,首先就要抗日,不应当用重兵打内战。这些慷慨激昂的讲解,使学生深受感动。通过这些教师们的活动,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治影响,潜移默化地渗透到许多青年教师和学生的心灵深处。
  1933年12月,中共河南省委派到豫北筹建豫北工委的陈博生(后名郑文卿)来到安阳,先后与何飞生、刘梅村及豫新纱厂党员李克玉、郭福来接上组织关系,不久成立了豫北工委。陈博生主持成立了中共彰德区委(相当于中心县委),由刘梅村任书记,李克玉负责组织,何高民负责宣传。区委积极恢复和发展了一批党、团员,相继建立了“抗日救国十人团”“赤色妇女协会”“左翼作家联盟安阳分盟”“革命互济会”“赤色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把安阳各界广大进步人士,以不同形式团结在党的周围。
  1934年4月4日,是国民党政府规定的儿童节。党组织决定利用这个儿童节日,揭露反动当局的愚民教育。经过准备,儿童节这天登台讲演的多是赤色儿童团员,孩子们说:“政府说关心儿童,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政府就应该让老师常给我们讲讲日本鬼子怎样侵略中国,教育我们抗日救国,当好主人;呼吁教师不要打骂学生,店主不准虐待童工。”这些讲演大大出乎反动当局的意料,弄得台上衮衮诸公尴尬不堪,连奖品也没顾上发,就不欢而散了。
  4月20日,宋庆龄、何香凝等著名爱国人士签名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全国各地拥护这一纲领的爱国人士纷纷签名。5月,中共安阳区委通过这些团体秘密发动起签名运动,签名者竟达70多人。区委在中小学学生和童工中,除了发展团员外,还秘密组织赤色儿童团,并以此为核心,组织了公开的儿童救国总会。这些赤色儿童团员在抗日宣传和与反动当局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党的小助手”作用。
  为了扩大抗日宣传,先是由几位党员教师轮流在何飞生家中秘密刻印传单,书写标语,再分头出去散发张贴。后来,何幼琦用朋友捐赠的钱,买了一架油印机,就单独在北大街设立了“地下印刷所”,由何幼琦、孙少青负责刻印。印出的宣传品由赤色儿童团负责人马骥宸、常百川和吴仁等转交给儿童团员们秘密贴出或散发到各家。此外,党还办了一份面向小学生的《儿童新报》,由县立一完小校长张仲房(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社长,何飞生为编辑,用彩色纸张油印,宣传爱国思想,揭露日军凶残嘴脸,图文并茂,生动活泼,很受学生欢迎,远销新乡、焦作、内黄等地学校,发行量高达2000多份。
  在中共安阳区委领导下,安阳党、团员队伍又发展壮大起来。经过他们的辛勤工作,团结了广大爱国志土,使革命斗争又得到蓬勃发展,掀起抗日宣传运动的高潮。
  (吴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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